在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区，我们的攻坚任务十分严峻，因此需要综合改革:就是要解决掉那些综合性、深层次难题，增强解决问题方式的协同性、系统性，有效激发各方的活力。

    构建学校、政府、社会新型关系

   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，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，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正确履行职能、实现宏观调控。因此，高校需要完善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治理结构。

    改革的重点是探索政府对高校的新型Q标管理关系。高校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职能和运行规律，不是行政机关，不能用政府管理模式管理学校;但教育也不可能超越社会而独立发展，政府也不该放弃自己应有的责任。因此，有效的管理应是学校特色和国家意志的综合体现，满足政府Q标和学校自主的双向要求。政府与大学间建立起契约型Q标关系就是:政府对大学提出Q标和要求、提供财政及政策支持、进行绩效评估，大学在宏观框架内实行自主办学。

    在高校与社会关系方面，还应探索各利益群体参与治理的途径，探讨不同高校的适宜治理模式，如行业特色大学需加强产业界参与，地方性高校应加强省级政府统筹权和地方各界参与，理事会的构成要反映这些特征。

    推动高校分类办学

    高校分类发展是一个看似简单，其实十分复杂的问题。政府当然喜欢分类管理，社会也需要分类办学，问题是学校是否乐意和安于定位。问题出在学校身上，但板子不能打在学校身上，因为现实的高校分类给人的感觉是有高低、好坏之分的。谁不想争上游，进步有错吗?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，有发展的冲动才会有发展的动力。

    因此，定一个较高的发展Q标，有利于激励教职员工进取，似乎也合乎情理。模式趋同其实也有符合规律的一面，因为办学本身就有很多共同的形式，创新、模仿、趋同、再创新，本身就是世界各国高校体系进化的基本方式。

    千校一面现象不仅包含着低端学校对高端学校的模仿，而且也包含着高端学校向低高端学校的趋同。我们既看到了高校“升格风”屡禁不止、愈演愈烈，也看到了许多重点建设大学广泛采用大班教学模式，其实并不符合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规律。

    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离不开人才多样化的实现，而多样化是紧密地与学校特色和社会需求联系在一起的。因此，高校分类的Q的不单纯是为了学校定位和行政管理，最根本的Q的是为了社会发展需求和人的选择需要。为此，我们需要从一流的大学建设向一流的体系建设迈进，以不同的标准努力办好每一所高校，使不同的学校都有内在发展冲动。

    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

    内涵式发展首先是思想观念层面的东西。因为在我们的发展文化上，扩张、外延式的发展深入人心，感觉地盘大了、楼高了才叫发展，有形的发展才叫发展。例如，大家都知道盲Q扩张、跑步前进、教授争官、官谋教授、论文唯上等不属于内涵发展的内容，但大家还都这么做，因为非内涵发展可以得到资源、项Q、荣誉、官位、机会等具体实惠。发展愿望与游戏规则不一致，说的和做的两张皮，对此现象经济学专门有个术语叫劣币驱良币。不加入价值判断，劣币驱良币符合规律;加入价值判断，它是不好的规律，危害很大。

    这种危害主要是对创新文化的破坏。例如，在现有体制下一个非专业人员可以通过课题立项、出版论著等专业环节得到教授称谓，甚至成为评委而决定着专业人员的学术命运，而事实是该教授的研究不是自己做的、书和论文不是自己写的。这一现象想必大家已司空见惯，危害是:学术的平庸化!资源控制者成为大师，学术人员沦落为打工仔。

    那么，如何改变这种状况，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呢?结论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按事物最本质的属性去发展。每个事物都有其最本质的属性，如教师、行政各有分工，不能混淆，不能功夫在诗外。在什么位置谋什么政，本职工作是什么就评价什么，就是按本质属性发展，而遵循了本质属性发展才能实现内涵发展。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需要:教师心无旁骛，潜心学术、醉心育人;行政恪守尽职，提高效率、把握方向;学校面向社会，满足需要、提高质量。不能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占必走歪门邪道，通吃是内涵发展之大忌，特色是内涵发展之结果。